关于这段时间学院的总体工作,潘国华老师已经做了全面完整的总结。我在这里只是简单谈一下其中教学工作的几个侧面:我在1996年接替朱锋老师任系主任助理,协助方连庆老师处理教学工作的若干杂务。也正是在这一年,国际政治系与国关所、亚非所一起组建为122cc太阳集成游戏。1999年学院换届,我被任命为副院长,分管教学,直至2009年交卸。所以对这方面的情况还算熟悉。
我十分认同孔凡君老师文章中的分析,即北大政治系、国际政治系、122cc太阳集成游戏在1949年后的制度建设、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完善的过程。因此我所经历的,也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若干片段。我的回顾,会围绕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完善、若干制度的建设以及国际合作办学的多样化展开。
在所有的正式讲话、文件中,领导们都会强调教学、育人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大学区别于科研院所的根本。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学科评估、职务聘任、职称评定乃至年终总结,教学又总是以各种理由如无法量化评估等被放到了拿项目、发文章、获奖的后面。对这种大环境、大趋势,当时学院的领导层无可奈何,只能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凸显本院对教学工作的重视。
一、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完善
我本人于1992年秋入职。当时系里的教学工作与我们80年代初上学时已有很大变化:政治学教研室在1988年独立成系,并带走了相关的教员与课程。我们原本的强项如国际共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等由于种种原因风光不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大潮的汹涌而至,社会上对于国际政治这种不能产生立竿见影式收益的专业也有失去热情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教学工作的中心内容应该是明确我们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着力于学科建设;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完善课程的设置。
我们坚信,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人才的培养。而世界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大批优秀的政治学、法学人才的养成,经济与管理等学科不可能包办一切。同时,我国的现代化必将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必将产生对国际政治方向高素质人才的强烈需求。
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我院的学科定位:按照国际上的学术共识,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但又有其自身特点。因此,我们培养的各级学生,应该有扎实的政治学基础,同时在国际政治的领域内具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
在世纪之交,政治学成为了一级学科。这对我院的学科建设是一个巨大的促进。有赖于长期的积累,我们迅速填充了国务院学位办学科目录中政治学下属的所有二级学科,即本科的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暂不招生);硕士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其中国际政治及科社与共运是全国重点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高校中最先设立。这种比较全面的学科体系在全国高校中是相当罕见的。
旧有优势专业的提高与新专业的出现,是完善课程体系的一大推动力:各专业都需要展示体现自己特色的课程。原有教师的不懈努力,国关所、亚非所各位老师的积极融入,以及陆续入职的中青年教员,给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师资保障。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院的各级课程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显著提高。既有各专业的传统优势课程,又出现了若干对新问题新方向新方法以及交叉学科的探索。90年代初时学生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是课程数量不足:我们在培养计划中规定的课程有必修课、限制性选修课及非限制性选修课三种。但实际上能够开出来的限选与非限选课程数量有限,学生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10年后,我们开出的选修课名单已堪称奢侈,学生的选择空间已经达到了5.5:1。
为了给同学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认真读书,旁听其他院系的课程或直接了解社会,我们逐渐将本科各专业的总学分由150降到了139,即学校规定的最低值,从而有效降低了他们的学业负担。
我们认为,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我们的学生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也应是我院人才培养的主要特色之一。为此,在公共英语之外,我们学生前三年由学院开设的额外英语学时达到了每周8节。本科二年级以下一般每周的英语课程都在18学时左右。即使到了大四,仍有每周4节的英语课。参与教学的,除我院自己的优秀师资外,还有5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外教。这种努力的效果相当明显:一般同学在大三时便可以接受英语授课。我院学生的英语6级通过率及托福、雅思的考试成绩在全校非外语院系中也相对突出。使他们在升学、就业、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时都占了一定优势。
在正常课程体系外,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们还开设了《大师系列》(政治与文化)选修课,邀请北京地区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近20位大师级人物(如袁行霈、许渊冲、赵宝煦、何兆武、陈乐民、资中筠、李伯重、梁治平等)为我院学生讲课,使他们亲身领略到了学术最高境界的美感。该课在我院学生中及全校学生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又开设了《大使系列》课程,请外国驻华大使及离任的中国驻外大使给大家讲授国际政治、文化与人生。此外,我们充分利用了学校及学院的资源优势,经常请来访的国外学者、政治家为学生讲课或举办讲座,知名的如斯卡拉皮诺、明石康、根舍,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国际最新的政治与学术动态。
各位老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逐渐上升到热爱的程度。同时院里也在尽可能强调教学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从1998年开始便将每学期开设的所有本科课程均送交学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比较情况及时通知任课教员。从效果看,评估制度对教学质量及教师的投入程度均是有力的促进,而我院本科课程的评估分数也一直远远高于学校及学科均值。同时,考虑到学生评估的可能局限性,我们还在1999年9月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老教授教学督导组。这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不仅在每一学期系统选听2-3门课程(每门3次以上),还要召集选课学生代表座谈,听取意见。最后他们将自己的评价、建议及学生座谈会上的反映汇总分析后反馈给任课教员并向院办公会提交听课报告。
学院在评奖、职称评定中都会优先考虑大家的教学工作。同时,在年终奖金发放时,教学工作量的分值高于一般工作量。授课时数超过学校标准的则会有系数加成的奖励。
二、若干制度的建设
建立一套公平合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是教学工作中避免主观片面、厘清权利义务、保证风清气正的基础。
这段时间里,学院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前提下,陆续完善了若干制度。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与同学们的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研究生的保送和考试、录取。
北大硕士生的保送起于1985年。当时的相关规定虽不十分细致,但因为名额少,一个班级不过2-3个,所以都给了大家公认的各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同学,争议并不很大。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保研的名额不断增加,最后竟达到了招生人数的50%,招生条件中日益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但具体如何操作,相应的标准和程序也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的。
我们认为,只有制定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才能在保研、考研工作中确保公正公平,维护同学们的利益,并防止各种可能的请托、干预。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前提下,我们最终形成了一套程序。首先,“学生以学为主”,三年半的学习成绩应当是保研的主要依据,即学生所修各门课程的平均分(后改为平均绩点)。其次,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问题,包括科研能力、获奖情况、社会工作。我们规定,学生如果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或在校级、院级论文竞赛中获奖,会得到加分。加分值有细致规定。同时,学生获得各种奖励、或从事过哪个级别、多长时间的社会工作,也能得到分值确定的加分。这些数据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精确到千分位的初选分数。
学校在保研和考研中都规定了差额复试的原则,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但我们又认为,差额比例不宜过高,所以一直将其定为学校规定的下限30%。另一个看似纯粹技术性,其实同样容易在具体操作中引起争议的是复试成绩占最后总成绩的权重。我们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将其卡在学校规定的最低线,因为学生3年半的学习成绩(保研生)或4门考试的总成绩(考研生)当然比复试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学校对保研生没有规定复试权重,我们就将其定为10%。学校对考研生复试权重的规定是30%以上,我们就将其定为30%。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我们为了减少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都将复试分成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分数各占50%。笔试的内容涵盖了我院7个硕士专业的相关知识。面试则由各专业自行命题,考生现场抓阄,抓到哪道题就回答哪道题(允许更换一次)。各位考官根据他们的回答情况直接给分,加起来平均以后就是其最后成绩,而不建议大家对回答情况进行讨论。
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成绩一旦出来便立即公布,做到了公开透明。
这些看似僵硬繁琐的制度,有效保证了保研和考研的公平公正透明,也使老师们免去了各种可能的为难。据我所知,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这些规定也为若干兄弟院系所借鉴采纳。
另外一项似乎也值得一提的举措,是我们在全校率先实现了“博导”的“民主化”。一直到本世纪初,博导即招收、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似乎成为了教授之上的一级职称,一般是在升职教授两年后再经过申请,获批后才可称为博士生导师。
这种情况,一则与国际通例相悖:一个人已经执教中国顶尖大学了,居然还没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二来不利于满足博士生的不同需要。到了2006年前后,学校提出一项意向性动议,希望博导资格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待遇。我院借此东风,经学校批准后率先规定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以上教员都有资格招收和指导博士生,实现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这充分调动了中青年教员的教学和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博士生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我们的这个举措,也陆续成为了其他院系的实践。
三、国际合作办学的多样化
在这段时间里,我院的国际合作办学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多元和高端,成为了我们的一张名片。
我们一直坚信,北大的学生应当尽可能地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在思想最活跃、精神最开放的年龄段中有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这既可以直接了解国外大学的教学安排与授课特点,也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国际的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这构成了一段人生经历,而只有经历才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考虑到我们学院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以上这些更是题中之义。
我院制度性的国际合作办学开端于1994年日本财团资助的硕士生班。在此基础上,陆续衍生出了与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双学位项目、与东京大学的博士双学位项目。对这些项目的始末,潘国华老师的文章已有详细介绍,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这个成功案例的启示与激励下,我们也积极开展了其他国际合作项目。
本科层次的有龚文庠、李琨等老师不忘旧情,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后仍为我们留出的与丹麦社会科学学院的合作名额:我们得以每学期派出4-5名同学到对方学习。有与早稻田大学的双学位项目:自2005年秋季起每年向早大派遣约15名本科生。学生在修满双方规定的学分、完成论文,满足毕业要求后,可获得北大和早大分别颁发的学士学位。有2006年起与巴黎政治学院开展的本硕连读项目:我们每年派出5名大三结业的学生,在对方学习两年,可以获得我校的本科学位及对方的硕士学位。
在硕士层面,有2006年开始的与伦敦经济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目。学制两年,每年招收中外学生各10名。其中第一年在我院就读,第二年去LSE。在修满双方规定的学分、完成论文外,学生可获得双方各自颁发的硕士学位。有2008年开始的与东京大学合作的双学位项目,学制3年,每年派出5人。学生修满学分、完成论文后,可获得两个学校分别颁发的硕士学位。又有在2010年开设的与巴黎政治学院合作的双硕士项目,每年招收中外学生各10名。内容与条件大致与LSE项目相当。
所有这些项目,我院都向全校相关文科院系的同学开放,得到了他们的感激与认可。
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都是国际公认的一流大学。同学们在那里的经历、学历,为他们毕业后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打开了一扇大门。
还是回到本文一开始时的判断:我院的教学工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在前人前任留下的扎实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而之后学院的领导与全体教员又在不断前进与创新。从国政系到122cc太阳集成游戏,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相信今后的发展会更加迅疾辉煌。
个人简历:
许振洲,1980-198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专业就读。1992年回母系任职。2021年退休。学术兴趣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法国政治等方面。